来源：《万象》杂志
作者：章立凡
01
事出有因
“众皆欲加害，独我怜其才”。乔冠华，这位满腹才华的文人外交家，其命运多舛，终至郁郁而终，此情此景，曾令无数人扼腕叹息。
他的第二任妻子章含之女士，在其著作《我与乔冠华》以及《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的回忆录，使得这出结局愈发笼罩上了一层凄婉而悲剧的色调。
乔冠华晚年遭遇的悲剧，研究者们常常根据若干人事关系进行种种揣测，而当事人对此则说得含糊其辞。
章含之曾回忆，自被毛泽东亲自点将调入外交部以来，她本期望能如愿以偿地加入新闻司，担任发言人一职，然而，她的职业生涯却屡遭人事上的波折与阻碍。
后来方才知晓，那是由当时在外交部颇具影响力、我视作朋友的毛泽东的远亲所定夺。自我踏入外交部的那一刻起，便已深陷她的操控之下。
自我转调至美大司受阻以来，我逐渐领悟到，外交部的人事安排权，尤其是那些关乎中美关系的部门，愈发落入两位毛主席亲信之手。我心中隐隐有种预感，外交部的局势颇为错综复杂，恐怕并非我久留之地。
年轻时的章含之
书中所提及的这两位非凡人物，自是指在那位章含之之前便已投身外交部的王海容与唐闻生。
原本，她们是章的亲密挚友，然而自从她踏入外交部的门槛，这份友谊逐渐演变为激烈的竞争。随着章与乔冠华的结合，她更是深陷于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之中，使得她们之间的关系愈发复杂难解。
谈及高层权力斗争，章女士曾坦言：“我犯下了两次重大的失误。这些失误，实乃出于生存之需。”她进一步说道：
那一次，正值1973年的深秋时分。在京城那萧瑟的落叶纷飞之际，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厅堂内，一场激烈的较量正在无情地展开。
除却那些天生邪恶的少数分子，所有卷入其中之人皆正经历着一场严酷的考验：是勇敢地捍卫正义与公正，抑或为求自保而妥协退让，随波逐流？
数年后，我为自己与冠华的清白辩护，称那系时代的悲剧使然。我们未曾参与任何策划，亦未曾陷害他人。
所谓“第一次错误”，即指1973年乔冠华对周恩来进行的反戈一击式批判事件。
自1975年下半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启动以来，乔、章二人在外交部内与两位权势显赫的官员之间的内部斗争愈发激烈，随之而来的是章所指出的第二次重大失误。
在1975年年末，我们遭遇了一场更为汹涌的政治风暴，于是我们下定决心，全力一搏。绝不再重蹈1973年的覆辙，以老一辈干部再次承受压力为代价，来换取个人的政治安稳。
谁曾料到，初衷在于为正义而战，力求营造至少外交部层面上的良好政治氛围，却意外地引发了新的错误。
面对当时的境况，我们虽深知这乃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注，然而为了保护部门内众多善良的老年、中年以及青年干部，我和冠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冒险，不惜以个人的政治生涯为代价，与外交部内的造反势力划清界限，力图阻止他们在部门内掀起新的风波，以期换取真正的稳定与团结。
我们过于稚嫩，过于纯真。这导致我们陷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然而，今日的我，对于1973年的失误仍旧深感自责，而对1975至1976年间所犯的错误，却似乎能够坦然面对。这主要是因为，我和冠华当时怀揣着一份美好的愿望，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承担这一风险。
历史的记载并非等同于外交辞令，章女士似乎有所保留，其叙述亦未能找到文献上的确切佐证，使得真相显得愈发扑朔迷离。
毛泽东和章含之（右）
02
一纸御状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际，由“王张江姚专案组”负责，于1976年12月精心编纂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一书。
其中在“‘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标题下，有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岁夏日，约莫八月时分，一个傍晚，海容与小唐两位同仁莅临，携一事相询。
她们表示，曾专程拜访了康生同志。据邓小平同志转达，康老有意愿会见她们。随后，康老的秘书亲自拨通了她们的电话，商定了具体的见面时间。
小唐透露，她们已向主席进行了请示，并在获得主席的批准之后方才前往。
毛泽东与王海容
继而，她们透露康老病情沉重，恐怕时日无多，故而有一桩心事欲请她们代为转达给主席。康老表示，江青、春桥两位同志在历史上均曾为叛徒，他曾查阅过春桥同志的档案，而该档案正是由江青同志所出示。
康老命海容与小唐各寻得两人以探明真相，其一为王观澜，另一位则是吴仲超。康老指出，此二人将能证明江青与春桥同志实为叛徒。
海容与小唐商量，欲询问乔冠华同志是否相识于王、吴二位。
乔称只识此两人，不认识。
她们继而言道，听闻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相关资料曾在三十年代香港及华南地区的报纸上有所披露。于是她们询问乔，在当年他在华南地区从事工作时，是否曾接触到此类消息或文章。
乔坦言，他所目睹的，皆是生活中对江青同志的指责，而从未有过关于政治叛变的指控。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他表示一无所知。
那时，我听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某派别曾张贴大字报，指控春桥同志为叛徒，但此事最终被压制了下来。
当时，我们纷纷劝阻王、唐二人不要承担为康老传达这些事务的任务。我们指出，若康老需要向主席汇报情况，他完全可以通过口述的方式，让秘书记录下来，无需指派两位对情况并不熟悉的年轻同志去传递此类信息。
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小唐表示，这些资深同仁不会将江青同志的事情无限放大，但她的确应该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未来，我们可以让她安享晚年，偶尔探访她也是可以的。
此后未再提此事。
不久之后，她们提及此事的当儿，我于人大会堂宴会尾声偶遇一位行动略显不便的长者。恰逢海容路过，我便询问她这位长者究竟是何人。她答道：“这位正是吴仲超先生。”我不禁好奇，不知这或许是她有意为之，安排吴先生出席此次宴会也未可知。
主席参阅此情况。
含之
1976年4月25日
唐闻生于毛泽东书房
专案组加按语于信件。
乔冠华与妻子章含之密谋良久，遂由章含之亲自执笔，于1976年4月25日伪造一封以毛泽东主席名义发出的告密信，实则送达江青之手。信中密告康生同志，揭露江青、张春桥身为叛徒的事实。
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
“吃得饱饱的、睡得香香的，再打一场更辉煌的胜仗！”
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这本专案材料的编印时间，距“四人帮”被捕仅两个月。康生仍算正面人物，按语保持着“文革”式语言，皆不足怪。
康生揭露江青与张春桥的真实意图，至于他们是否在历史上可被视为叛党，历史学家们仍可深入探讨与考证。
康生 曹轶欧
03
孤注一掷
在这份“告御状”的来函中，章女士在先前所述的两部著作中并未予以提及。
我对她撰写此信的初衷充满好奇。细读之下，我发现信中涵盖了以下几个关键要素：
一、事后觉悟到康生通过海容、小唐诬告江青、春桥事件，是邓小平幕后策划，所以要向主席揭发；
二、海容与小唐曾就江青、春桥的历史向老乔进行过调查，然而乔对此表示一无所知。
三、我们（乔、章）坚守原则立场，力劝海容与小唐切勿代康生传达信息。章更是明确指出，尤其是关于江青的言论，绝不能传递，因为从客观上讲，这些话语的矛头实际上指向了主席。
四、小唐就江青之事发表看法，认为她应退出政治舞台，安享晚年。而海容则被疑有意安排证人吴仲超出席人民大会堂的宴会。
此信或许能成为解锁乔冠华晚年逆境之谜的一把关键钥匙。
乔在历史上跟随周恩来工作多年，又在1974年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写信时间正值1976年“天安门事件”二十天后，此前康生、周恩来已先后去世，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递交后也曾收效一时，令江青对这两位小姐暴跳如雷。
毛泽东对这封信的反应，以及他逝世后“四人帮”的覆灭，提前终结了乔冠华的政治生涯。
在1976年12月2日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对此曾有如下说明：
在经华主席及党中央的正式批准之下，本次会议正式宣布黄华为我国外交部长，并相应免除乔冠华先生担任的部长一职。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以“凡是”为主导思维模式，毛泽东对章含之那封以“我们”自称的来信所提出的批评，已足以对乔冠华造成决定性的打击。
有人谓“乔老爷”之败，归咎于“两位佳人（王、唐）及一桩姻缘（章）”，而章女士却屡次提起：
“得益于我坚实的‘人脉’基础，只要我能够避免被乔牵涉其中，我的事业前景将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