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粟裕被列入了“黑名单”，但作为一位开国元勋，他却幸免于难。在庐山会议期间，他选择了沉默不语，面对江青等人的压力，他故意装作听不见。这固然体现了他个人的智慧和冷静，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某种力量在暗中保护他？究竟是谁给予了这样的保护？他对文化大革命持何种立场？他与林彪、江青等人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县人氏，自一名普通士兵跻身十大将军之列（实则理应授予元帅军衔），其辉煌成就几乎尽数源自赫赫战功。在共和国的开国之战以及随后的朝鲜战争中，战功卓绝者莫过于粟裕、林彪、彭德怀三位。尤其在1946年至1950年期间，国内能与粟裕并肩而论的，唯有林彪一人而已。然而，自1958年起，粟裕不幸遭遇了不公正的批判，自此逐渐淡出军队核心，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十年后，他的冤屈才得以昭雪，然而，这份遗憾与惋惜，至今仍令人扼腕。粟裕曾言：“勤恳作战，谨慎做人。”谦逊的他在军事领域堪称满分，但在政治经验上则显露出明显的短板。
一、建国后，历经波折。
当上倒霉的总长
1952年，粟裕荣升为副总参谋长，继而在1954年再攀高峰，成为总参谋长。战火纷飞之际，粟裕凭借坚定的信念和独到的见解，屡次在军事上取得辉煌战果。然而，在政治色彩浓郁的总部，这位不喜违心附和、始终坚持己见的将领，在工作中频与聂荣臻和彭德怀发生冲突，为他在失意后半生埋下了伏笔。
性情火爆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常对粟裕言辞激烈。每当粟裕在呈报的文件上署名“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时，彭德怀便会勃然大怒，斥责道：“我可不是你的信使！”若非如此书写，彭老总亦会抱怨：“你这是越级上报！”总参谋部和国防部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关系紧张。为确保国防事务的顺利进行，深谙帝王之术的毛泽东不得不在他们之间作出选择。在此之际，毛泽东在听取众多中央领导对粟裕的评价后，不可避免地倾向于舍弃粟裕。
陈赓将军曾对粟裕表示：“自古至今，最易招致祸端者，莫过于功高盖世之人和不合时宜者。兄台兼具这两种特质，怎能幸免于难呢？”
1958年遭批判
1958年，刘伯承、叶剑英、粟裕、肖克等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不幸受到了不公正的指责。
议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对此,粟裕一边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说：“必须将粟裕批倒批臭！”在会议中，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大将）、谭政（大将）等纷纷对粟裕进行猛烈批评，林彪、罗荣桓亦未能为粟裕主持公道。
当粟裕解释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任时,彭德怀马上说:“这正说明你阴险!”聂荣臻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林彪为了使彭德怀得罪所有遭批斗的同志，甚至说：“本次会议，我们要紧密团结在彭老总周围！”这一言辞使得会议氛围顿时被彭德怀的冲动情绪所笼罩，粟裕的错误被无限放大，似乎一无是处。在会议现场，面对巨大的压力，粟裕被迫一次次地承认不存在的批评，一次次地道歉认错。
当然，也有的将军，尤其是一些上将，中将，很多人为粟裕辩白：“我在粟总长手下打了这么多年仗，我怎么就没看出来粟总有野心？！”也有人直接说：“军委的意见我不能理解！”甚至同遭批评的叶剑英元帅也说：“粟裕怎么会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看最多是有些骄傲罢了。”毛泽东曾向被自己封为终身海军司令的萧劲光（大将）征询对粟裕的看法。萧毫不犹豫的说“粟裕为人正直，一心一意，是个好人。”毛泽东对此表示认同。
事实上，即便毛主席本意并非要将粟裕同志彻底颠覆，他亦曾公正地评价：“粟裕同志在战争时期表现出色，作战出于公心。然而，自到北京以来，他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恐怕并非全然出于私心！”得益于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军委同仁的积极努力，批斗粟裕一事终未演变成敌对矛盾。
不过，粟裕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军委扩大会议虽然于7月2日结束了，仍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把粟裕诬为“里通外国”。这就使毛泽东对粟裕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毛后来说过：“若非通敌叛国，过失尚可挽救。”）不久，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将粟裕公开指称为军中的“问题人物”。最终，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决议，决定免去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并将他的所谓“错误”传达至军队团级和地方地委一级。
九月，粟裕完成了总长的职务交接。总理在会议结束后立刻找到粟裕，语气坚定地说：“无论你身处何地，任何人都不能未经我的许可让你粟裕离开北京！”因此，粟裕得以留在军委，并未遭受部分同志的进一步排挤。事实上，在后来的文革期间，粟裕同样得益于周总理的保护，未受到太大的冲击。此后，他被委派至军事科学院，担任叶剑英的副手。
错批后的苦日子
历经一年之久的错误批判与撤职之后，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于庐山会议上被诬陷为“反党集团”，粟裕亦受邀参加了此次会议。在此之际，刘少奇劝告粟裕，不妨将1958年所遭受的不公正批判之事提出讨论。
粟裕坚定地表示：“我绝不在彭德怀同志遭受批判之际提出个人问题。我绝不会趁党内政治风浪起伏之际谋取私利。我坚信自己数十年的革命经历足以证明一切！”何其坦荡的大将风范！不知彭老总得知此言，心中会作何感想，是否会产生一丝愧意。
1960年1月，粟裕应召出席了在上海举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中，毛泽东发表讲话时，特别转向粟裕，语重心长地说道：“粟裕啊，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那是彭德怀他们在千人大会上所引发的。”听闻此言，粟裕心情激动，他感到这等同于毛泽东亲自为他昭雪。然而，中共中央并未就此议题发布任何指示或作出决策，原因在于部分元帅对粟裕仍存疑虑与不信任。
1965年，继粟裕与黄克诚之后，罗瑞卿将军（一位杰出的上将）亦不幸遭受了不公正的指责。这位政治才干早已卓然出众的罗大将军，竟以跳楼自尽的方式重伤，从“将军百战身名裂”的悲壮，转变为“将军一跳身名裂”的悲剧，这一转变令人深感痛心，亦凸显了总长一职的艰辛与不易。
1966年，随着文革的爆发，周总理提议让粟裕负责国防工业事务。然而，在1970年，粟裕不幸受到江青等人的排挤而被迫离职。随后，周总理再次提出让粟裕掌管交通与港口工作，这最终使得粟裕在文革的风波中得以保全。到了1972年，周总理身边的众多部门领导因惧怕江青等人，均不敢向总理汇报工作，唯有粟裕无畏地坚持每月向总理进行汇报。总理曾在公开场合称赞道：“你们都应向粟裕同志学习！”时至今日，我们回顾文革期间的诸多会议记录及会见外宾的影像资料，仍能清晰地看到粟裕始终坐在总理的身旁。
1972年，在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同志紧握着粟裕同志的手，感慨地说：“井岗山岁月的战友们已经寥寥无几了。”粟裕同志深受感动，泪水不禁夺眶而出，这番话语无疑成为了毛主席对粟裕同志的一番慰藉。
重返军营一线荣光
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急转直下，中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鉴于粟裕在战争年代所展现出的卓越军事才能已广为人知，因此，有人开始呼吁重新启用粟裕。
昔日军事科学院院长叶剑英曾对担任副院长一职的粟裕言道：“你必须做好接替重任的准备，而非仅仅接手琐事。将院务工作交予其他同志，未来的战争将依赖于你，务必做好充分准备。”
二、文革中，未受冲击
毛主席称粟裕有战功。
1958年军队发生了一次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粟裕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此后他被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这实际上是个闲职，也就是没有了在军事第一线工作的权力。到了“文革”中，在有些人看来他不过是一只“死老虎”，斗争的锋芒主要不是针对他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说“粟裕有战功”。
1967年三月，在周恩来总理与他的一次谈话中，总理曾言：“毛主席曾赞誉粟裕将军功勋卓著，你目前仍难以被击败。”正是出自最高统帅的这番话语，使得他在“文革”期间承受了极大的屈辱与压力，却也成就了他那非凡的历史足迹。
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有人在国防工办也喊出了打倒粟裕的口号，说他是“二月逆流”的成员。这个时候，周恩来出面了。在国防工办的造反派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厉声质问：“谁说粟裕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你站出来!”“谁说的，你站出来”周恩来连说三遍，没有人敢站出来。粟裕这才没有被打倒。
1970年伊始，随着粟裕所负责的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的解散，周恩来总理再度将他单独召见，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总理对粟裕说道：“既然部队已经无法回归，那便留在我的身边。在国务院中，你可以担任一些工作。”如此一来，粟裕得以留在国务院业务组，再次保全了他的职业生涯。
毛主席未曾忘却那位立下“淮海战役首功”的粟裕。1967年7月，毛泽东亲自下令任命粟裕兼任中国科学院代表一职。1972年，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席紧紧握住粟裕的手，感慨地说：“井冈山时期的战友已是寥寥无几。”毛泽东的这一语，让身处逆境的粟裕深感欣慰，正是得益于毛泽东对粟裕的一贯关照，“四人帮”才不敢轻易动他。
军委林总赞粟裕才。
粟裕之得以保全，或许亦与林彪将军对其军事才能的赏识密不可分。林将军对粟裕的赏识，乃是众所周知之事。在解放战争期间，林将军对于其他战区的战况通报往往视而不见，唯有对于华东野战军的战报，林将军总是仔细研读。在豫东战役取得胜利之后，林将军曾感慨地对刘亚楼将军表示：“粟裕擅长出奇制胜。”林将军将自己比作天马行空，很少对他人赞誉有加，但对粟裕却是例外，更是将粟裕的用兵之道誉为神仙之术。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批判粟裕时，站出来替他说话的主要是林总四野的将领。1965年10月，当时主持军委会议的林总特意找到在上海养病的粟裕说：“你目前身体欠佳，务必安心调养。待身体康复之后，不妨多走一走、看一看军队，深入了解其现状。若有任何良策，尽管向我提出。”粟裕当时感受到林总的言辞颇为诚恳，于是便将自己的见解娓娓道来，林彪亦表示深有同感。
1969年，中苏边境局势紧张。在林总的批准下，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政委纪登奎携手，将粟裕大将请出山，以寻求其战略指导。粟裕不负众望，不辞辛劳，带领数名军事参谋深入中苏、中蒙边境防区，跋山涉水，历时数月，最终制定出一份详尽的防御作战计划。该方案经军事科学院等专家审阅后，得到了一致认可。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系列因素，林集团在“文革”期间对粟裕并未进行严厉的打击与迫害。
庐山会议“沉默不语”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在浓重的云雾笼罩下召开。未亲身经历那次大会的人们，往往难以真切地感受当时山巅之上的氛围。
在那段困苦的岁月里，诸多遭受苦难的老同志通过粟裕传递信件。粟裕处理此类信件的原则明确：对于请求他转交给周恩来同志的信件，他总是尽力转达。然而，对于那些军队干部要求他转交至林彪及其亲信的申诉信，他则一概拒绝。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他虽不能直言相告，却以委婉之辞推脱：“我与他们难得一见。请相信党组织，问题终将得到解决。”粟裕携带着军事科学院中央委员的身份上山，他们被分配至西北组。
林彪在开幕会上作了一个很有点火药味的发言，他攻击那些同意不设国家主席的人说：“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第二天，就有人开始串联了。吴法宪要求全会听林彪的讲话录音，还说，有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人等等。到了8月24曰的下午，陈伯达、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分別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和西北组发言，支持林彪的讲话。不点名地攻击张春桥等人。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此刻，粟裕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隐含的玄机，察觉这是一场涉及两个集团间的较量。对于这两个集团，他心中各有定见。面对林彪、江青等人的行为，他始终保持高度警觉。
鉴于要求设立国家主席的声音日渐强烈，军事科学院的几位中央委员面临抉择，他们是否应该表明立场？毕竟，他们需要表明一个明确的态度。有人便向粟裕提议：“粟裕将军，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表态了？”粟裕回应道：“不必急，让我们再观察一下。”尽管作为军队的代表，他理应支持林彪的观点，但他选择保持沉默。他心中有一种预感，认为此事背后必有隐情。果不其然，当天下午，他参加了由各组组长出席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情绪激动，直接点名批评了陈伯达等人的发言。
会议决议：即刻休会，终止对林彪讲话的讨论，并撤回六号简报。至此，小组的成员们方才深刻体会到了粟裕的深谋远虑，纷纷表示：“幸亏有你，否则我们恐怕会犯下错误。”
江青面前装聋。
1975年的四届人大要开幕了。粟裕被推举担任了解放军代表团的团长，那时正是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候。江青一伙企图组阁的阴谋被挫以后，怎么能甘心呢!对这一点，粟裕是心中有数的。他一面邀请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全体代表，一面高度警惕“四人帮”一伙插手军队，拉拢部队代表。
会议刚刚启动不久，江青便提出想要探访军队代表团。粟裕对此并未给予理会。江青未能如愿，便自行前往解放军代表团的住处，粟裕无奈只得敷衍应对。彼时，现场还有几位代表团的副团长在场，而代表们则各自在各自的房间内翻阅文件。在交谈中，一位副团长似乎受到了江青威严的震慑，当着江青的面，不无担忧地提醒粟裕：“粟裕同志，是否可以将代表团成员召集起来，让江青同志发表一番讲话？”
粟裕赶快和旁边的一个人说话，装作没听见，谁知那位副团长不理解粟裕的意思，真的以为他没听见。又说一遍：“粟裕同志，我们应召集全体代表，请江青同志为我们做一番指示。”
旁人以为粟裕已然听懂，但他仍旧与那位同志交谈，对此未予理会。此刻，江青显然领悟了粟裕的意图，随即起身，气愤地离去。有人质疑，粟裕听力敏锐，怎的竟未察觉到需邀请江青同志发言？
事后，江青并未对粟裕采取任何行动。于是，一些老同志便对粟裕调侃道：“假装不闻不问，这难道不是您应对江青的策略之一吗？”粟裕闻言，只是微微一笑，并未作出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