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岁的王健林虽然略瘦，但是脸上挂满笑容，在新疆伊犁那拉提旅游风景区的一家酒店里，王健林随着音乐与当地舞蹈演员一起跳舞。
在这个看起来愉悦的场景，与他身后超过70亿元的被执行金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曾喊出“先定一个亿小目标”的商业巨子，如今因一笔1.86亿元的债务被推至舆论风口。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限消令，让大连万达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王健林在2025年9月26日陷入短暂的高消费限制。
尽管三天后该限制被迅速撤销，但这场风波揭开了万达债务危机的冰山一角。
万达方面将此次事件归因于“下属项目公司经济纠纷”和“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
然而，市场解读更为残酷：一个曾资产近万亿的商业帝国，竟因不足2亿元的款项被强制执行。
这已不是王健林首次遭遇限高令，早在今年4月他就因物业纠纷经历过类似风波。
限消令的解除并未消除万达的深层危机。
据公开数据，大连万达集团目前存在10条被执行人信息，总金额高达52.63亿元。
若将万达系各公司合并计算，被执行总金额已突破70亿元大关。
大连万达集团股权冻结信息达47条，近期其三则股权冻结数额合计超过94亿元。
上海万达网络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和万达小额贷款公司的股权冻结规模尤为醒目。
这些冻结背后，几乎都对应着一笔到期未清偿的债务。
债务危机的导火索源于一份对赌协议。
珠海万达商管在Pre-IPO轮融资时承诺2023年底前上市，否则需以8%年息回购约380亿元股权。
上市计划流产使回购条款生效，直接引发债权人追偿。
雪上加霜的是，万达商管2024年引入的600亿元投资因仲裁案无法落地，加剧了资金链紧张。
为应对危机，王健林开启了“卖卖卖”模式。
2023年至2024年，万达累计出售超30座万达广场。
2025年资产处置加速，仅5月就一次性打包出售48座万达广场给太盟、腾讯、京东等机构组成的财团。
此外，万达电影控股权落入中国儒意之手，酒店管理权被同程旅行并购，海外资产也相继剥离。
这些交易并未根本改善现金流。
截至2024年9月末，万达商管短期债务超过439亿元，而货币资金仅151亿元，资金缺口达288亿元。
2025年到期债务约400亿元，账面现金仅116亿元，流动性缺口近200亿元。
资产出售回笼的资金对于巨额债务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王健林的个人财富随之大幅蒸发。
《2025新财富500创富榜》显示，其财产总额从1408.4亿元骤降至588.1亿元，一年缩水超过820亿元。
他在榜单上的排名从第9位滑落至第51位，昔日首富光环逐渐暗淡。
万达的困境折射出高杠杆商业模式的脆弱性。
王健林曾总结万达模式为“玩空手道，一分钱不出就能挣钱”。
这种依赖短期债务支撑长期商业地产回报的策略，在融资环境收紧后迅速暴露出风险。
随着政策转向去杠杆，高度依赖银行信贷的资金链被瞬间扼住。
信用体系的崩塌加剧了恶性循环。
股权冻结直接影响核心资产处置和融资能力。
金融机构收紧授信，供应商要求现款提货，投资者持观望态度。
资金短缺又进一步阻碍债务偿还，形成“信用下滑—融资困难—债务违约”的闭环。
轻资产转型也未达预期。
万达原本计划通过出售重资产回笼资金，以品牌授权和管理输出获取稳定收益。
但核心资产的流失导致租金分成基数萎缩，部分三四线万达广场面临客流下滑和商户退租压力。
转型未能成为缓解债务的“救命稻草”。
王健林仍在积极奔走。
他近期考察新疆克拉玛依文旅项目，试图寻找新增长点。
万达与腾讯、京东等成立三家合伙企业，总出资额超过465亿元，被分析人士视为“以股抵债”的尝试。
这些动作能否扭转局面尚待观察。
法律人士指出，即便限消令解除，相关记录仍可能在征信系统中保留五年。
这将对个人和公司信用评估产生持续影响。
合作方对万达信用记录的关注，将使市场信任的恢复需要时间。
经济学家宋向清认为，此次限高取消仅是漫长债务化解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万达未来命运取决于两大变量：商管上市进程能否成功融资并豁免回购义务，以及剩余约200座万达广场的处置效率。
核心资产质量下降可能影响交易对价，使得资产出售速度难以匹配债务到期节奏。
从“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的豪言，到因1.86亿元被限高的现实，王健林的遭遇成为商业世界风险控制的典型案例。
那个依靠胆识和杠杆创造奇迹的时代正在落幕。
企业在顺风时需保持敬畏与边界，逆风时更需刮骨疗毒的勇气。
王健林的身影仍活跃在经营一线，但他面对的已不是如何实现“小目标”，而是如何避免1.86亿元成为压垮庞大商业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场债务漩涡的最终走向，将成为中国商业史上值得铭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