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纽约圣文森学院，杜致礼20岁留影：米脂名将之女的美与坚韧，杨振宁的旧年心事
1947年纽约的街头，冬季的风里带着点书香气，一个中国女孩在圣文森学院门口停下脚步。她神情温婉，身姿挺拔——那身红色呢子大衣，黑色翻领和袖口配得妥帖，卷发被风拂起几缕。她叫杜致礼，刚满20岁，独自一人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求学。
她的父亲是杜聿明，国民党名将，母亲曹秀清是米脂出名的美人；在米脂，老人们喜欢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杜家姑娘的美名在当地不是虚言。她不是那种刻意张扬的美人，而更像是那个年代教养优渥的大户人家小姐，举止里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气度。杜家家风严谨，她从小琴棋书画样样通，早年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课堂上总喜欢坐第一排。
杨振宁常回忆那时的她，麻花辫垂在肩头，眼神里闪着藏不住的灵气。那会儿杜致礼是他的学生，比同龄人安静也更懂事，一到放学，别的孩子奔跑，她却喜欢在教室里读书写字，偶尔还会弹几下钢琴，常常让老师们夸一句“才貌双绝”。1946年，她考入辅仁大学中文系，生活原本顺遂。
直到父亲在淮海战役被俘，家里骤变，她不得不离开北平，靠宋美龄推荐去了美国卫理学院主修文学。学费总是被拖欠，甚至弟弟杜致仁因交不起学费郁郁自杀，家人一度跌入谷底。为了省钱，她又转到圣文森学院，每天除了功课还要在餐厅打工。
她后来跟同学回忆过，有一年冬天连续吃了一个月面包蘸番茄酱，梦里都是面包味——但她始终没抱怨，只是更加沉静地生活，毕业典礼时穿的是借来的礼服，脖子上挂着假珍珠项链，笑容却比谁都灿烂。照片定格的那一刻，杜致礼刚刚走出贫困的窘境，依然有着那个时代最难形容的温柔气质。不是浓烈的美，也不是俏丽的少女，而是一种带着书卷气和家国忧思的安定。
美国的校园安静，杜致礼走在林荫道时，有时候会停下看一眼冬树上的麻雀，偶尔对身旁同学说一句“今天有点冷”，声音轻柔。1949年圣诞假期，纽约“茶园”中餐馆，一次偶然的重逢让她和杨振宁的命运轨迹再次交汇。杨振宁当时已是普林斯顿的年轻学者，杜致礼主动上前打招呼，两人一聊就是一整晚。
之后杨振宁每周末坐一小时车去纽约，只为见她一面。两人恋爱的消息在华人留学圈里传开，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胡适见了他们，还夸一句“郎才女貌”。没有盛大的仪式，婚纱和西装都是朋友借来的，现场清华前校长梅贻琦代替女方家长把杜致礼交到杨振宁手中。
婚后的杜致礼没有做传统的全职主妇，她在普林斯顿附近的大学兼职教中文，既要照顾家庭又要保持自我的节奏。1951年，长子杨光诺出生，名字里就有祖父杨武之的期望——“光耀门楣，期盼诺奖”。七年后，杨振宁与李政道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赴瑞典领奖时，杜致礼身着量身定制的白色旗袍，配长手套和珍珠项链，在晚宴上挽着瑞典国王跳舞，气质从容优雅。
有人说，那一刻杜致礼已经不仅是“科学家的妻子”，而是靠自己的气度成了最亮的焦点。除了家庭和事业，她还要应对亲人和故乡的变化。1971年中美关系缓和，杜致礼劝杨振宁“回大陆看看”，帮岳母曹秀清回国定居。
她的三个孩子都很出色，杨光诺还曾与爱因斯坦合影。外人只看到杨振宁的学术成就，却很少注意到杜致礼在背后承担着怎样的压力和孤独。她的母亲曹秀清，抗战时独自抚养六个子女，杜家子女身上的坚韧和沉默都像极了她。
进入九十年代后，杜致礼身体渐渐衰弱，先是患上肿瘤，后来又是帕金森病和记忆退化。杨振宁减少了自己的学术活动，带着她环游世界。韩国、印度、希腊、梵蒂冈……每到一个地方，他总会牵着她的手慢慢走，帮她拍照留念。
昆明老友聚会时，杜致礼偶尔和同窗谈笑，大家都觉得她还是那样温柔。2003年10月19日，杜致礼在美国石溪安然离世。那天外头正是秋叶最红的时候，她走得很安静，像她一生的样子，不惊、不扰，不语、不怨。
杨振宁那段时间几乎整日沉默，子女们有时会在三峡合影里低声说一句“妈妈其实一直在我们身边”。日子久了，家里有时还会翻出她1947年的老照片，红色呢子大衣，淡淡的笑意，仿佛旧年的心事都藏在那个画面里。参考资料：中国教育报《功在世界 心怀家国 科学巨壁杨振宁》2012年；全州县档案局《战争岁月中的儿女情长--记杜聿明将军父女情》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