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彭总感慨万分。
各大野战军上将以上荣授，一野最少。
一位野战军司令员（许光达），以及七位上将：张宗逊、甘泗淇、周士第、王震、贺炳炎、彭绍辉、杨得志。杨得志上将，虽然与115师有着深厚的渊源，但他同时也是华北军区兵团司令。周士第上将，虽然出身于120师，但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更多的是活跃于华北地区。
一野共有5位上将。
二野的领军人物中，陈赓与王树声两位将军赫然在列，而上将之列则有七位英才，包括宋任穷、李达、杨勇、苏振华、陈锡联、谢富治、陈再道。
三野军共有大将两位，分别是粟裕与张云逸；上将十位，包括王建安、叶飞、许世友、宋时轮、唐亮、张爱萍、陈士榘、韦国清、钟期光、傅秋涛。
四野领军人物中，黄克诚、萧劲光、谭政等三位大将赫然在列，而上将之位则由邓华、吕正操、刘震、刘亚楼、李天佑、李聚奎、杨至成、肖华、肖克、陈伯钧、陈奇涵、周桓、周纯全、赵尔陆、洪学智、黄永胜、韩先楚、赖传珠等十八位杰出将领共同占据。
一野为何如此稀少？
昔日彭总地位尊崇，远超二、三、四野战部队之领导人，位居中央军委副主席之位，身兼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及总参谋长要职。即便在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后卸任总参谋长一职，但其副总司令的头衔始终得以保留。
他麾下虽有几位声名显赫、战功赫赫的将领，然而数量却与他的身份和地位相去甚远。
二野拥有陈赓、陈锡联、陈再道三位杰出将领，三野则同时拥有叶陶王和许王这两大名将组合，各具特色，齐头并进。至于四野，则有程萧邓韩李黄梁等一众英才荟萃。即便是华北系统，也涌现出了杨得志和杨成武这两位杰出的将领。
这十几位将领，既享誉盛名，亦具备过人的真才实学。
一野逊色许多。
自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了许光达、张宗逊、王震、贺炳炎、廖汉生等众多杰出将领的卓越能力。以张宗逊上将为例，他所亲自培育的一野一纵不仅在西北战场上让国民党军闻风丧胆，即便在全军各纵队中，亦堪称首屈一指的主力部队。
总数少无疑。
在同等级别的将官中，一野的授衔普遍偏低。以各大野战军的参谋长为例，二野的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而三野的陈士榘和张震则分别获得上将军衔，值得一提的是，张震将军是在之后晋升至上将，而他在开国时仅被授予中将军衔。至于四野，刘亚楼则被授予上将军衔。
须知，阎揆要将军与陈赓大将是同窗之谊，均为黄埔军校一期的优秀毕业生。在彼时，黄埔一期毕业生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金字招牌。在国共两党的将领群体中，一期的英才辈出，能力尤为卓越。
种种诡异尽显。
彭总地位尊崇，其麾下将领却显得不够耀眼。为何在肩负着守护陕甘宁、捍卫党中央核心重任的一野，中央没有派遣更多杰出将领予以支援？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状况源于深刻的历史成因。
我们便不赘述闲谈，也不追溯至彭总平江起义的历史，以免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
从西北野战军成立起。
西北野战军，由陕甘宁地区的警备部队与晋绥军区的部队整合组建而成。
这支部队的起源，其根基无不源自贺老总指挥下的八路军120师。
在师序列中，358旅（由张宗逊担任旅长）与359旅均以强悍著称。然而，自冀中前线调至晋绥及陕甘宁地区后，358旅的主要职责转变为守备，主要任务是防御胡宗南对陕北的侵犯。而359旅则更多地处于平战结合的状态，一边从事耕作生产以自救，一边加强军事训练。《南泥湾》这首歌曲中传唱的“359旅是模范”正是以此种情况为背景。
相较于115师、129师的主力部队深入抗日前线接受磨砺，日渐成长壮大，358旅和359旅的战斗力自然略显逊色于这两大主力师的旅级编制。
陈赓所率领的386旅声名显赫，而358旅与359旅的名气则与之相去甚远。
在胡宗南发兵进攻陕北之际，他先前对守备部队的实力进行了审慎评估，对于张宗逊所部，他保持了警惕，将其视为一支强劲的军队。然而，对于王震率领的359旅，他却表现得极为轻视，嘲讽地认为该部队已沦为纯粹的农民队伍，只会挥舞锄头，早已丧失了持枪作战的能力。
虽然这番言论显得颇为荒谬，但它多少映射出一些令人感慨的现实境况。
军队的战斗力源于实战锻炼，与强敌交战越是频繁，其战斗力便愈发坚不可摧。正如“用进废退”的道理，世间万物莫不遵循此理。
1947年春季，西北野战军正式组建之际，这两个旅分别增配了一个独立旅，从而各自晋升为纵队，这已算是不错的配置。然而，其余的第三、第四、第六纵队，却主要由独立旅、教导旅、警备旅以及新编旅等同等级别的部队组成。
并非中央军委有意对西北部队吝惜良将，实则缘于长期历史任务的考量。陕甘宁地处偏远，土地贫瘠，民众生活困苦，既不足以形成强大的战略优势，也不至于对全局构成威胁。在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中，无论是日军还是国民党军，均未将全力投入对陕甘宁的进攻。
这些警备旅与教导旅鲜少得到锻炼部队的良机，将领们亦无暇在烽火中汲取战争智慧，因而未能如同叶飞、韩先楚、陈再道、杨成武等杰出将领那样，拥有成长为一代名将的宝贵机遇。
这是历史，这是现状。
彭总对此现状深感无奈，然而，事出无奈。原来，军委未曾计划组建西北野战军，1947年3月，鉴于胡宗南的逼迫，方才匆忙组建了这支野战军。
兵少将弱，怎战大敌？
毛主席亲历困境，亦曾有意派遣数位英勇将领前往西北战场，协助彭总共同应对挑战。
当时，东北战场的将领人才济济，纵队级别的名将层出不穷。如萧劲光、黄克诚、程子华等将领已无需亲自率军指挥纵队。梁兴初、吴克华、李天佑、韩先楚、刘震等将领个个勇猛善战，按理而言，调集几位纵队司令级别的杰出将领前来支援，应当并非难事。
然而，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彭总对此事并未展现出积极的推动力。
本能反应是打部队的基础。
观点与理念之别。
从彭总电报可知。
1947年11月，二打榆林的战役画上了句号，然而，西野的战局并不乐观，未能实现原本预定的全歼邓宝珊部队的战略目标。彼时，我军正遭受胡宗南、宁夏的马鸿逵以及绥远的傅作义三部军的夹击，被迫撤离战场。
面对敌对国军在各战场的协同作战，他们能够不断调集兵力，我们难道不能做到同样的事情吗？然而，彭总的初步想法并非立即向中央请求增兵，而是首先审视自身的原因。
彭总向二纵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发出电报，既深入剖析了榆林战役失利之原因，又责令部队开展为期二十天的全面整训。
提升阶级意识，促使新加入的士兵以及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士兵倾诉心声，进行诉苦三查的活动。
2. 进行土改纪律教育。
组织新兵基础训练。
4.举办干部培训班，重点内容是对战斗过程进行深入检讨，提炼宝贵经验。
5.培训技术兵。
6. 将战斗连队的党员比例提升至三分之一。
审视电报内容，它不过是一份平凡的工作安排，类似举措任何部队皆会执行。然而，其内涵深意却值得深思。彭总在兵力不足导致战败后，并未急于寻求增援，而是首先自我反省，深入挖掘自身潜力，这体现了他非凡的品格与难能可贵的责任担当。
毛主席洞悉彭总的所思所想，随即把该报分发至各大野战军及各大军区，并倡议各部均应效仿彭总的自力更生精神。
彭总与西野副参谋长王政柱曾进行过一番深入交流。王政柱缓缓道来，称其他野战军兵力均十分强劲，而他所在的纵队司令在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鲁西南战役等著名战役中均有卓越表现。
彭总深知他的所思所想，便耐心开导道：“我们固然期望拥有众多兵力和将领，但当前各大区域如同一盘棋局。我们只需以较少的兵力牵制住敌人大部分力量，便足以减轻其他野战军的压力。胡宗南的二十余万大军不敢轻易出关中，这不正是事半功倍之策吗？”
彭老总真耿直！
自然，西北地区所辖的部队兵力相对有限，作战规模亦不甚庞大，这便是此地名将较少的显著原因。
自西野至一野，该部队规模始终有限，其扩充的速度亦远逊于其他三大野战军。
1947年3月，我军刚组建时，总兵力仅为2.6万人。随后，通过吸纳晋绥部队的加入，兵力得以扩充至7万余人。直至1948年年底，我军规模才大致达到14万人。
相较之下，东北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在兵力上各有千秋。东北野战军的一个纵队兵力可达到三至四万人，而华东野战军的一个纵队则介于二万五千至三万人。至1949年，随着全军的大规模整编，华东野战军演变为第三野战军，下辖三个纵队，兵力约十万人。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演变为第四野战军，其下辖的兵团兵力约为十二至十五万人（其中第四野战军的许多纵队拥有四个步兵师）。
以区区一野的薄弱兵力，自无需配备众多统军之将。
实际上，一线指挥作战的正是王震、王世泰、彭绍辉等身居纵队司令级别的杰出将领。
战事规模虽不宏大，但这亦是彭总对勇猛将领需求不甚热衷的显著因素之一。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基本现实：鉴于西北地区民力薄弱，无论是我军还是国民党的军队，其西北战区的编制普遍存在不充实的问题。
胡宗南部队起初下辖约30个整编旅，其规模相当于步兵师。然而，部队总人数不过25万左右，每个旅大约拥有8000余名士兵。
与华东地区的张灵甫所率领的整编74师相比，该师兵力总计约3.5万人，而一个整编旅的编制则约为1万余人。
差别明显。
我国军队亦然。一个旅的编制通常在七八千人左右。第四纵队的王世泰将军麾下的骑兵师，虽然声势浩大，实则仅有兵马一千余人，而部分警备团的人数更是仅有五六百人。
因此，在西北战场的交锋中，鲜见如孟良崮战役那般，在战略决战尚未展开之际，双方便已集结了六七十万兵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
在西北地区的诸多战役中，兵力规模通常不会超过十万之数。
如同1948年伊始的宜川瓦子街之战，我军动员了5个纵队，共计约7万兵力，对国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及其下辖的一个整编旅发起了全面围攻，最终共歼敌2.9万人。
其战事规模，相较于粟裕将军亲自领军的鲁南、豫东、莱芜等系列战役，以及许世友将军指挥的济南之战（我军兵力14万，对敌11万之众），尚有所不及。大体上，可与陈赓将军麾下的豫西牵牛战、陈云与萧劲光领导下的南满四次保卫临江战役，以及许谭部在胶东地区的反击作战相提并论。
凭借彭总的卓越才能，统帅百万雄师自是游刃有余，至于志愿军入朝的壮举，更是无需赘述。
在宜川战役中，彭总亲赴前线进行实地勘查与指挥，毫无懈怠，对细节亦不放过，实际上他已肩负起兵团司令的重任，亲自率队调度五个纵队。
纵然猛将众多，实则意义并不显著，彭总一人即可应对自如。
毛主席曾有意命陈赓纵队西渡黄河，进军陕西作战。然而，彭总并未迅速表露其积极支持的态度，反而向中央汇报称陕甘宁地区的民力已近枯竭，难以支撑更多部队的长期驻扎与辗转作战。果不其然，毛主席不久后便下令中止了陈赓纵队的西渡计划。
毋庸置疑，当彭总在1948年筹备发起渭北战役之际，曾考虑邀请徐向前兵团进驻关中协同作战，亦或是请陈赓兵团向陕南发起攻势。
这仅是战略层面的协同行动，若取得胜利，其功绩当归功于徐向前与陈赓，而非彭总的个人贡献。与将杰出将领纳入麾下，其性质截然不同。
至1949年6月，彭总重返西北战场，携华北军区两支精锐兵团同行，彼时的场景堪称另一番壮阔之境。
彼时，胡宗南的势力已基本遭受彭总的重创，西北二马亦纷纷逃回各自省份，不敢再向东侵犯。此刻若有人胸怀狭隘，未免会认为增派华北两个兵团的十九万兵力参战，实乃夺人之美之举。
一野一线的部队中，部分官兵存有类似的念头。然而，彭总对此并未过多萦怀。解放大西北的任务，与1947年保卫陕甘宁的形势已截然不同。一野的角色已从牵制转变为彻底清除马步芳、马鸿逵以及胡宗南的势力。在此阶段，调集兵力以增强部队实力变得尤为必要。
这实际上导致了后来在新中国的大规模授衔仪式中，出身于西北系统的将领们，在众多将星中显得不够耀眼夺目。
青山耸立，其伟业昭著。西北解放之勋，归功于横刀跃马、英勇善战的彭大将军，以及张宗逊、许光达、王震等驰骋疆场的杰出将领，还有那数以十万计、风餐露宿、浴血奋战的一野英勇将士们。
#我的封神名场面#